语言与民族、民族精神的关联在于：语言既是客观存在、可以识别的（这使民族有了外在的标志）物理现象，也体现了独特的思维方式，表达了特定民族的生活经验和意义网络。

不过，市场和社会组织在地方治理中的功能和作用需要实证研究予以支持，由此来证明市场和社会组织较之其他手段在事务性管理中更能实现地方治理的目标。另一方面，与地方越权行使其权力相对，在中央下放权力与地方自主行使权力之间以及中央下放权力与市场和社会组织参与地方治理之间出现了权力真空，即在中央权力下放后由于缺乏相应的责任机制促使各方处置地方事务，因此出现了中央、地方、政府、市场与社会组织多头不管的地方治理盲区。

面对地方治理中的权力真空，在法治进程中必须首先将地方治理纳人法治的框架，通过法律有效防范地方治理中的权力真空。[6]在这些地方的选择性治理中，与本地利益相冲突的地方事务会被搁置或被敷衍处理。在中央单方面管理模式未发生根本改变的情况下，作为立法缓冲，中央的权力下放也必须尽可能通过法律来予以明确，逐步消除政策放权的模糊性，先行确定中央在地方事务管理中的权限。三、地方治理中权力真空的预防与弥补 面对日趋复杂的地方事务，让民众、地方、市场与社会组织参与到地方治理的过程中，形成多元治理的格局而非让中央唱独角戏已成为实现地方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要求。[6]例如，在相邻的广州、深圳、珠海，1小时车程范围内就分布了3个大港口以及3个国际级机场，还有1个机场已立项，这还不包括与之相邻的香港的港口与机场。

这样，自治性社会组织参与地方治理就退化到单方面的管理模式但又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那种单方面管理模式下。因而寄希望于自治性社会组织进行地方治理，也必然形成自治事务的权力真空。历史法学的历史并非单纯的过去，而是现在与过去交融的状态：现在是对过去的承继，即便变法之法，也脱胎于旧法。

可见，历史法学的强调历史，无非是说法律不可能横空出世，法律的变迁不能无视法律的历 史。这种改造是通过两个相反的方向完成的：一是抹煞民族精神，强化民族的生物学和人类学特性，视民族为具有特定血缘和遗传关系的生物实体，消除民族的人格与精神内容，为种族优越论奠定基础。近代德国的民族主义被称为文化民族主义，即通过民族的文化认同来促成国家的政治统一。如此，萨维尼从法律与语言的类比出发，进而将其过渡到民族精神，全面证成了历史法学派法律观。

具体而言，历史法学的思想内核如下。个体也不再是孤立的，而是以各种团体为纽带相互连接。

它坚持法律变化的动因不能是外在的强力，而是来自生活实践的变革需要。语言与民族、民族精神的关联在于：语言既是客观存在、可以识别的（这使民族有了外在的标志）物理现象，也体现了独特的思维方式，表达了特定民族的生活经验和意义网络。(一)法律是有机体 历史法学隐含了法律是有机体的观点，申言之：其一，法律的存续与发展必须以特定的社会土壤为基础。历史分析最容易导致历史意识的过于强烈，因为对历史研究越深入，就越可能美化历史，对历史的温情与敬意（钱穆语） 泛滥，进而丧失批判能力。

正因为此，雷蒙?阿隆说，孟德斯鸠是第一位社会学家。它与共同体不断交互作用。在这一过程中，历史法学被曲解和滥用的思想资源有二： 其一，民族精神。可见，历史法学中的国家、民族与法律都是有机的、历史的与经验的，有自己独特的个性和精神，国家只能是民族的国家，法律只能是民族的法律。

另一方面，个人归属于各种共同体（所谓人是社会的动物），如家庭、共同体、自治行政体等。在大陆法系国家，践行历史法学主张的核心领域，无疑是立法。

同时又将这种表达称为文化民族的灵魂或精神，其最终目的是寻 求本源的、纯正的民族认同。这些观点都说明，法律是根据社会生活演进与发展的。

萨维尼精辟地表达了这一观念：在不同的时代，在同一民族中，法律乃是自然之法（natural law)，与我们的‘自然规则 （law ofnature)的 意义不同。2.《法律史杂志》创刊 1815年，萨维尼与爱希霍恩（K.F.Eichhorn， 1781—1854 )、格森（J.F.L.G6schen，1778— 1837 )共同创办了《法律史杂志》。与其承受革命立法、突然立法带来的不可预期的结果，不如容忍暂缓立法带来的不便。德国民法学循此建立，《德国民法典》更是其理论成果的集大成者。法学普遍使用历史方法，发端于11世纪意大利波伦亚注释法学派的罗马法研究。在《德国民法典》制定以前，潘德克顿法学与概念法学就已经垄断了法学，《德国民法典》不过是其晚生子而已。

理解虽然是主观的，但借助我们共同经验，推己及人，理解就成为可能，也具有一定的客观性。法律存在于民族意识中，通过社会实践体现出来，故历史法学派学者反复讨论如何将民族意识中的法律显现出来。

因为历史法学将法律发展视为纯粹的事件，在历史法学派的图景中，行为人是没有意义的。盒内是法律（法律内史），盒外是社会（法律外史），即法律外的政治、经济、宗教、文化等社会情势。

就连文风尖刻、素来反对萨维尼的德国法学家贝斯勒也称：萨维尼的卓越贡献不仅仅在于他缔造了德国法学，第一个阐释了法律的历史基础，他还塑造了科学意识。温德沙伊德 (Windscheid)在《法律与法学》的演讲中也作过类似比喻。

萨维尼等人反复强调，只能通过实证方法发掘民族历史与现实生活中的具体法律规则，不能寄望于一劳永逸的自然法规则。法律则是对社会需求作出的功能回应，是文化现象。前者以萨维尼为代表，后者以基尔克（Otto vonGierke，1841— 1921)为代言人。此外，对自然权利，历史法学并没有也不可能一概否定，它只是希望在历史中发现这些权利的经验事实和观念基础。

值得注意的是，历史法学派从诞生时起就分为罗马法学派与日耳曼法学派。1804年的《法国民法典》不承认习惯法的地位，1811年《奥地利民法典》第10条也明确排除习惯法。

法律与民族生活的其他功能（语言和诗歌、信仰和风俗、经济和政治）同时发生变化。二是强化民族精神，将其进一步实体化为神秘的、高贵的精神。

这一点或多或少被人们意识到了。历史法学反对自然法学的另一个重要理由是，自然法学高蹈不似，浮华空疏，肤浅空洞， 无法解决世俗生活的具体问题。

语境论与文本论相对应。《中华民国民法》的制定亦复如是。它把概念提升到法源的高度，以它为基础的法律是完全封闭的，只能在体系中自我繁衍。尽管如此，将习惯的效力限于特定民事领域，与习惯的法源地位完全不匹配。

如果民族存在，民族就不能为异族法所统治或奴役。历史法学通过把国家与民族视为一体两面，恢复了国家的个性。

颇值一提的是，许章润教授还亲自主编《历史法学》，为中国人世 生活提炼和展现规范世界的意义之维，迄今已煌煌数卷。五、中国历史法学的复兴 革命的理想甚至正当性就在于与过去的旧秩序决裂，建构完整的新世界。

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意味着国家的终结。社会契约论的诞生，意味着丰富多彩的国家与民族丧失了个性，个人也被抽离了现实中的各种具体因素（如性别、经济地位、教育程度等）。